数字化包括哪些技术

　　有组织科研不仅是现代科学发展与知识创新的重要形式，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选项。世界科技发达国家日㊣益依靠集体行动的力量以提升科研效率并实现有组织科研的目标。有组织科研㊣在遵循将集体目标转化为个体行动、建立恰当有序的知识分工合作体系以及多主体互动交流的知识生产网络等逻辑进路的同时，也存在个人学术旨趣㊣与共同目标之间的冲突、有组✅织科研中的知识互动冲突以及复杂结构的隐患等集体行动的困境。要激发有组织科研中集体行动的力量，可选择的策略主要涉及：将参与主体的个体意愿转化为集体承诺与共同契约、建立分工与合作体系以明确有组织科研不同参与主体在行动中的角色与责任和构建开放㊣互动、民主协商的治理体系以发挥有组织科研参与方知识互动网络的集聚优势。

　　荀渊，通讯作者，教育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入选2012年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自1960年实施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战略起，国家主导的有组织科研已经成为我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此后，1983年实施的第一个国✅㊣家级科技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1986年实施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简称“863计划”）、1997年实施的“基础研究✅重大✅项㊣目㊣计划”（简称“973计划”）、2014年实施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2015年在整合原有的“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13个专项基础上实施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我国重大科技创新、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做出了巨大贡献。进入21世纪的第3个十年，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引导高校积极参与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教育部于2022年8月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将有组织科研视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有力支撑”（教育部，2022）。由此，关于㊣有组织科研的研究㊣逐渐增多，关注有组织科研如何实现跨域协作的大团队作战、科研产出与人才培养如何实现平衡、集体协同攻关如何与研究者个体自由探索相协调，以及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各种模式与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可能带来的科研组织方式变革等问题（张娟、荀振芳，2023；周海涛、蒋晓蝶，2023；陈霞玲，2023；白强，2023）。有研究虽然提及大㊣科学✅✅时代有✅组织科研具有一种㊣集✅体行动的特征，不过仅仅探讨了个人学术自由与统一管理计划之间的张力，并未就有组织科研为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呈现为一种集体行✅动、有组织科研是否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和集体行动是否支撑了有组织科研的实施等问题做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当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有组织科研的大规模活动起始于二战时期的美国。以联邦政府资助的曼㊣哈顿计划、辐射实验室、雷达研究中心等重大计㊣划或项目的实施为标志，不仅使得需要大型仪器设备和㊣来自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大笔经费资助，并由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组成团队或小组开展研究的大科学成为一种全新的科学研究模式，而且由政府、企业、社会与众多拥有不同知识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跨学科、跨机构的有组织科研逐渐成为㊣一种惯例。此后，关于有组织科研的研究成果陆续涌现。在研究者看来，20世纪初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实验室研究模式的持续扩张和各类研究机构的不断建立，以及学科规模与结㊣构、教师职业身㊣✅份定位、同行学术审㊣㊣议、全球性期刊发表与出版等方面日趋完善（Hallon✅sten O，2016，pp1−㊣44），以知识生产与㊣创新为目标的科研活动就已经㊣呈现出一种㊣组织化、制度化的趋势，并且㊣具备了开展大规模科学研究的可能。同时，由于日益成为科研人员、资源与成果的汇聚之地，大学越来越被视为区域经济改善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推动力（㊣唐纳德•肯尼迪，2002，第4—5页），从而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科技创新等方面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二战后，为回应国家和社会对新知识的需㊣要，美国研究型大学普遍建立了有组织科研单位(Organized Research Unit，简称 ORU)，不仅聚焦跨学科、应用导向以及资本密集的研究领域，在国家、社会和大学之间建立一种有效㊣协㊣作的机制，而且为大学内部不同学科领域研究人员聚焦某一领域或某些相关问题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能（Geiger, Roger L，2017；Hicks, D.J，2021）。由此，政府✅或社会提供必要的资助，依托大科学研究平台及其提供的大型设备，由大学组织一定规模的科研人员有计划地开展跨学科协同研究就成为有组织科研最为重要的特征（Geiger, Ro㊣ger L，1990）。同时，知识生产逐渐从个人兴趣主导转向了个体、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多方参与，而且几乎所有科学分支领域在研㊣究形式上都转向了✅对合作的依赖（Fortunato, S, et al.2018）。此外，现实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机构和政策体系中的管理主义改革，导致了研究过程更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迫使个人参与组织和进行战略规划，成为研究计划的具体执行者（Hallonsten O，2014）。

　　随着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关于集体行动研究的深入，一些欧美学者开始尝试探究有组织科研过程中是㊣否存在集体行动，并运用这一理论视角来分析✅有组织科研过程中集体行动的特征与逻辑。研究者认为，国家、社会开始更多地参与到科技创新与知识生产的政策制定、策略选择与㊣㊣实践推进的过程之中，不仅使得更多人员的参与、更多资源的集聚以及✅更为周密的计划安排成为可能，而且通过建立一些激励性机制，促使参与其中的众多㊣研究者都能够基于共同的利益和共同规范来开展研究，以一种更为有效的集体行动来实㊣现资源整合与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奥尔森，2011，第16页㊣）。同时，有组织科研过程中基于特定目标驱动的多主体采取的行动逻辑，不仅需要搭建新的契约并予以整合，将“谁来行动”“如何行动”“行动者如何㊣建立知识间的关✅㊣联”以及“行动的㊣结果如何评价”等问题都融合在新的契约中，而且在团队建设、平台构筑中逐渐形成的知识生产的结构规则、运行路径和实践机制，日益依赖于集体行动的力量展现。一些关于有组织科研团队内部结构、机制及效果的研究，则进一步讨论了嵌入其中的集体行动对科学创新的价值。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总干事法比奥拉•吉安诺蒂（Fabiola Gianotti）指出，该中心成功的精髓就在于合作，汇集了来自全球110多个不同国家的17000名物理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共同✅开展这一✅✅研究，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仅仅依靠本国的研究力量实现该领域的✅突破（✅Physics World，2019）。正是集体行动力量的整合促进了成员之间合作与交流网络的建立，也促使团队所有成员愿意参与受资助的项目，进而激发了其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的内在动力（Martín-Sempere M et al.，2002）。贝西基•斯特维利亚（Stvilia B）等人对从89个团队中选择的样本团队具备的多样性与网络特征是否影响知识生产力做了深入研究，结果显示：组织规模影响产出、组织结构影响科研合作、组织文化影响绩效结果以及组织中的带头人的作用发挥、组织成员的多样性、激励机制都可能对科研活动的产出有影响（Stvilia B et al.，2011）。这一研究发现进一步确认了有组织科研过程中以合作为基础的集体行动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开展专业研究等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科学家的集体选择与为之采取的集㊣体行动，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科学整体发展的方向。

　　正是基于国际上对有组织科研进程中呈现的集体行动的特征及其促进科研效率与效益提升方面的研究，本文尝试引入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和科学社会学对有组织科研的研究，从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人员、经费、设备的协同入手，尝试探究在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遵循什么样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以及是否存在集体行动的困境，进而从提高有组织科研效率与效益的角度来探究优化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时，集体的行动可能就会发生。奥斯特罗姆（Ostrom）以奥尔森（Olson）关于集体行动困境的研究为基础，就如何将一群相互依赖的人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0，第51页）。此后，关于集体㊣行动㊣的理论探索，主要着眼于作为理性的社会行动者如何通过评估他人的行动以确定是否进行合作，以及在不同规范、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下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是如何发生的，从而逐渐将制度化的集体行动视为组织实现共同目标的前提和基础，认为集体行动中参与主体多样化的动机、影响集体行动的多层次变量构成的复杂关系，在影响个人行动选择的同时影响合作行为的发㊣生，因此如何㊣让集体意愿、共同承诺转化为每个人的意愿，是集体行动✅能否促进共同目标实现的关键（DeMarrais E&Earle T，2017；Gilber㊣t M，2006）。同时，日渐强调集体行动既是以恰当的分工✅为基础呈现出分散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又以合作为路径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和时间上集聚特定的意义和动机并构成了多主体交流的网络，而嵌入文化与社会✅背景中的组织，则需要在复㊣杂系统中重组参与的规则，从而通过整合内部关键变量与外部环境变量达成秩✅序的稳定，并最终实现组织的自主✅与自觉（Welch D&Yates L，2018；Ostrom E，2010）。

　　籍此来分析有组织科研过程中的集体性就会发现，有组织科研项目或计划所确定的共同目标及其✅要实现的集体利益，只有在转变为参与者个人的目标、利益、动机得到满㊣足与㊣驱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同时，恰当有序的分工合作体系是有组织科研开展的前提与基础。有组织科研活动正是通过具有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的一群人的参✅与，既按照分工呈现为分散的、具体的科研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和时间上集聚成具有特定的意义和动机的集体行动，从而在具有复杂系㊣统特征的网络结构中协调有序地推进问题的解决和研究创新。此外，无论是有㊣组织科研活动中人际关㊣系网络的构㊣建，还是更为复杂的知✅识生产网络结构的生成，既是作为集体行动的有组织科研活动呈现出来的特征，也为有组织科研的组织与实施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机制支撑。

　　每个科研参与者的知识、经验和感觉，构成了其所属的研究共同体拥有的知识、经验和感觉的集合体，因此，原则上组织内的集体行动必须首先依靠每个个体的参与才能得以实现（堺屋太一，1987，第200页）。反之，也只有当个人的研究能力在组织环境中㊣被激发、培育出来，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组织的科研㊣目标与理想，即价值共创的最大化。由于对提高研究者个体的科研产出质量、提高学术影㊣响力、积累学术资源等方面有促进作用，参与有组织科研合作就成为以促进知识创新为共同目标的理性选择与行动（Aldieri L et al.，2018; Abramo G et al.，2019; Whittington K B，2018）。梅林(Melin,G)的研究就㊣发现，在特定的领域持有共同的✅目标是科研合作的基础与前提，其他影响因素则包括合作者是否具有卓越的能力、数据与设备是否易于获得以及学缘、朋辈、此前的合✅作情况等（Melin, G，2000）。

　　不过，即便现代组织不再按照丛林法则来✅运行，却依✅然是由具有经济人、理性人特征的个体组成的，难以避免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与行动，当然也就无法直接带来集体理性与共同利益的实现。毕竟，有组织科研目标的实现并不总是全部依托参与者的学术职业道德、自觉的学术良心与自我学术激励。再加上集体目✅标的结果导向、任务导向加快了评估产出、应用以及创收的价值，实际上，个体只是构成了结构中㊣缺乏情感依附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说，共同目标与㊣个人目标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张力状态，对共同目标的认同程度、彼此间的信任㊣水平、文化与种族差异等，都是在有组织科研这一集体行动之中可能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内在因素，甚至会导致集体行动从一㊣种有序的状态涣散为一种有组织的无序状态。一项基于全球组织的案例研究表明，秩序可以而且确实会以不同于共识的形式出现，而有序与无序往往是共存㊣的，被动反应、不服从、自组织和寻求替代做法等就在秩序之中（Yan L & Pante㊣㊣li N，2011）。

　　由此可见，在寻求促进特定领域的㊣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这一集体利益的过程中，不仅要引导参与者通过合作共同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与风险，而且要创造一个有利于知识生产管理、交往及互动的宽松环㊣境，为个人兴趣和目的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路径，进而通过整合影响共同利益的相关因素形成有效机制。在保持有组织科研活动秩序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有组织科研活动参与者的自主治理，才能切实在将集体目标转化为参与者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

　　有组织科研的集体行动可以衍化出合作的方式，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以解决共同问题而分解任务。尽管科学史研究领域一直✅探讨并试图解释、建构科学技术探究活动与真实的自然、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但以分门别类的学科存在的各个科学领域的知识，往往只能观察世界的一部分景象，或者阐明组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实体（㊣薛凤、柯安哲，2019，引言11；雅斯贝尔斯，1989，第100—102页)。二战前后日益深化的学科分化且彼此之间知识与方法的边界日渐森严，不仅使得系统地掌握各个学科的知识变得愈加困难，而且任何整合这些知识以观察与认识我们所在的整体世界的尝试都会耗费巨大。正如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所及，“所有科学领域知识的迅速积累，使任何个人都难以掌握一门以上㊣专业研究领域”，而“科学发展在㊣众✅多领域内的扩大，必须有㊣十分复杂、昂贵和难以操作的设备，因此需要有适应研究要求的大机构。”（刘易㊣斯✅•科塞，2004，第325页）

　　㊣显然，为解决科学与人类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既需要指向科学、技术与工程领域创新的宏大计划或项目的实施，需要大科学㊣机构、重大仪器设备的支撑，更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以合作的形式来解决研究实施过程同面对的各种科学问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或者研究领域不断涌现，各个学科知识之间更是由此建立广泛的联系和沟通，从而推㊣动着人类对更为复杂、整体的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保拉•斯蒂芬，2016，第76—78页）。当然，不管是从进化生物学还是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看，可能“使所有人都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仅仅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合作源自人的动物本性与社会交往”（约翰•罗尔斯，2009，第4页）。

　　在㊣有㊣组织科研活动中，为了提高效率并降低研究的成✅本，围绕知识生产与研究的责任、目的，参与者往往需要扮演首席科学家（PI Principal Invest㊣igator）、普通科研㊣人员、学生以及行政人员等不同的角色。PI制度为项目研究选定主要管理和㊣带头人，他们的能力素质被认为和组织的未来发展水平高㊣度相关，所以针对带头人的研究都在讨论他们的㊣风格类型与个人品质，如提供㊣资源和㊣机㊣会、给予其他成员职业或研究有益的指导和庇护、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当然，大型国家实验室体系的构成更为复杂，科学家、实验室主✅任、学术与工业管理员、项目经理、委员、科学顾问㊣以✅及预算员等都参与其中，所以需要更高级别的组织化，因而国家实验室的分工合作体系更接近现代工业公司的组织（彼得•J.维斯特维克，2023，第350页）。同时，人员管理、交往方✅式的差异又形成不同的组织分工类型，如扁平式分工与梯队式分工、任务导向分工与核心团队分工。此外，是否愿意花费时间培养青年研究者的学术创造力和专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组织在未来的生命力可以延续多久。

　　亚当斯（Adams）等人在调查了美国大学20世纪末期的合作研究模式后发现，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在这一时期显著增加，团队规模增加了约50%，同时跨国的合作研究增长了5倍（Adams J D et al.，2005）。进入21世㊣纪，有组织科研日益寻求参与科研创新的各方从研究目标确定到研究计✅划实施的全过程的有效分工与协同配合。由多个㊣✅大学参与的硅谷、贝尔实验室或费米实验室的成功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一种模式，主要是因为在研究者和民众看来，为解决某些专门问题，一群“受过知识与科学方法专门训练”的聪明人在组织协调有序的实验室里，才真正形成一种集体的㊣创造力（乔恩•格特纳，2016，第299页）。他们不仅从一开始㊣就明确设定了实验室的研究目标，而且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研究网✅络，使得身处不同地区的人可以随时就解决问题的方法与策略✅进行频繁交流。当然，鼎盛时期拥有超过15000名员工的贝尔实验室确实属于个别案例，不过大量存在的仅有几十名成员的实验室、研究所、项目团队，确定研究目标并通过分工合作来实现这些规划，已经成为更为普遍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

　　直到19世纪中后期，在实验室中开展科学研究才逐步被确立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发展机制。在拉图尔（Latour）等人看来，实验室是科学活动有序发生的场所，通过任务分工建立知识生产的互动，进而向学术部落之外的大众揭开知识生产的神秘黑箱，在个体分散化的知识之上构建了知识共同体。在实验室中工作的研究者基于知识的交流形成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网络。成熟的研究者熟练地完成提出问题、开展研究并推广知识成果的宣传等一系列流程；学习者学习提出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数字化包括哪些技术，以及解释✅的规则，在知识被聚集的场所内学习明确的价值观、信念和传统的规范（大卫•利文斯通，2017，第17—21页）。就实际✅情况而言，依托知识生产建立的关系网络本身就是一个知识社群，如何运用社群关系来推动知识的生产成为必然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在吉本斯（Gibbons）的知识生产模式II中，由于大学与社会各界之间建立了普遍的联系，知识生产的新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更多地指向对现实存在的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与技术手段的提供（约翰•齐曼，2002，第83页）。埃兹科维茨（✅Etzkowitz）基于知识生产不断涌现的联动结构进一步构建了知识生产的大学-工业㊣-政府（U-I-G）三维模型，每个主体都在联合体的合作中实现目标并发挥不同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规则、条例以及提供㊣财政支持强调决策者的推动作用，产业界对公司企业启动新项目、提供资本及大型仪器设备✅予以支持，学术界则作为整合政㊣府、产业界需求和目标的平台联通了知识㊣生产、知识转移以及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在有组织科研相互交叉重叠的组织系统中，每个主体都承担了一个代理人角色，由此构成多边互动平衡的跨机构协同（Figueiredo R et al.，2023）。与三重螺旋更为强调知识经济、知识社会和知识民主的共同发展对㊣科学㊣合作研究的促进不同，四重螺旋与五重螺旋则提供了分析知识的系统性模型，在寻求理解知识生产、知识应用与创新的复杂背景的基础上，将社会与环境方面的因素纳入了对知识生产的分㊣析之中（Carayannis E G et al.，2022）。特别是在国家和政府介入有组织科研活动之㊣后，研究过程走向了㊣计划性和体制化，研究内容和参与主体则更为复杂，而政府、行业企业的投㊣入、社会对解决问题的希冀都会影响科研方向的确定与不同主体的行动选择。可以说，有组织科研的复杂性不仅来自问题本身，同样来自社会对科学家群体应该拥有密切而强烈的感情，并且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地实现科技进步目标的期望（滕尼斯，1999，第114页）。

　　21世纪以㊣来，现代科学和社会之间的互动日趋频繁，人类在评估新问题、新事㊣物可能造成的影响继而采取应对措施以适应新问题、新事物上可谓应接不暇（海尔格•诺沃特尼, 彼㊣得•斯科特, 迈克尔•吉本斯，2011，第204页）。尤其是在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难题，比如生态污染、宗教冲突、人口问题、传染疾病以及战㊣争对生命的威胁等时，人类日益“感受到当前的脆弱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2，第i页）。由此，科学探㊣究将同样呈现出更多的不连续性、不可精确性、突变性、非修正性以及佯㊣谬（利奥塔，1996，第204页）。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知识及其转化的产品、技术已经不是针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是运用复杂思维模式来应对诸多问题的复杂性，最终为层层嵌套的问题解决提供系统性的科学方案（Eixeira de Me㊣lo A et al.，2020）。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知识生产、流动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弥散化、网络化的态势，政府、企业、社会、个人对知识生产增长的多种需求，使得参与有组㊣织科研活动的主体多样化，因而不可避㊣免要通过谈判、协商与对㊣话，在知识的供给㊣与需求、参与主体利益与共同利益实现等方面寻求恰如其分的平衡。加之政策、文化、制度、观念等多种因素更为深㊣入地作用于知识生产过程，就使得有组织科研呈现为一种多重结构重叠、交错的知识生产网络结构（吉✅本斯，2011，第3—4页）。

　　在这一转变中，科学研究经历了与传统知识生产完全不同的过程，允许实验开发、创新计划与知识商业化的结果（De Lima Figueiredo N et al.，2023），知识✅生产可能会㊣任意发生在社会场域、经济场域或✅工业✅场域之中，多节点、多链路的科研组织网络结构得到了持续地扩展与强化。由此，在参与有组织科研的人员之间以及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个人参与知识生产的主体之间建立稳定有效的联动机㊣制，发挥多主体参与互动并在集聚资源与技术的基础上强化知识生产的共同优势，将有助于提升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集体行动的效率与效果。

　　关于有组织科研的集体行动如何发生以及是否必然增加成员的利益，研究者认为这本来就是一种不和谐的实践，因为实践既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而是人们基于彼此需要、互动产生的结果产物（Laamanen M&Skålén ，2015）。作为集体行动研究的奠基者，奥尔森主要专㊣注于解决“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这一问题。为了克服理性的个体利益与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集体行动的困境，他引入了选择性激励这一概念，探索如何促使集体成员通过合作共同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奥尔森，2011，第6—7页）。显然，当我们将有组织科研视为一种为实现共同目标或利益促使成员遵循一定的规则的知识生产的集体行动时，就无法回避有组织科研中集体行动的困㊣境，至少涉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知识互动过程中的冲突以及复杂组织结构可能的隐患等对有组织科研的不利影响。

　　首先，科学知识生产究竟更依赖个体的探究与创新能力，还是在㊣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中更容易产生知识与技术创新成果，本身是一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科学“只是少数对知识有闲逸旨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人士的业余活动”（约翰㊣·齐曼，1985，第42页✅），科学的进展主要㊣依赖“超凡的精英”或者“超级个体”对科学知识㊣的贡献。即便是早期由科学爱好者组织的协会或学会，如16世纪的意大利齐芒托学院、17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18世纪的美国哲学协㊣会以及19世纪出现的国际性专业科学学会（赵万里，1998，第210页），也只是为科学家们提供一种工作和研讨的共同聚会场所，此后才逐步成为采用成员筛选、创办学刊等方式推进科学体制化的方式。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理论、巴斯德的细菌理论、爱因斯坦的万有引力与相对论等代表着个人英雄时代科学取得的最高成就。而且迄今为止，一些从0到1的知识创新依然来自个人在实验中的偶然发现或思维灵感的火花闪现。科学社会学尝试从杰出科学家成功经验中提炼出培养潜在科学家的一套规范或模式，最终却不得不承认，科学的顶峰总是属于少数天赋异禀者。对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具备的独特能力的研究显示，他们往往有难以用语言描述的敏感性，如对科学㊣领域方向感的把握、特殊㊣的信念、特殊的㊣偏㊣好与价值观等，以及对困难问题或前沿问题的研究偏好以及个人的直觉过程。显然，除了一般人都可以具㊣有的品质，如勤奋、耐心或者坚持等，超凡的认知能力才是他们具备创造潜力最高水平的显著标识（Shavinina L V，2004）。一项关于19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后因减少合作导致的科研创新成果发表出现负增长的研究，恰恰证明了个人探究对于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性（Chan H F et al.，2015）。

　　不过，同样要指㊣出的是，尽管作为个体的科学家往往㊣受科学精神及各㊣自学科的道德支配，持续地寻求扩大其知识领域的范围并以此训练学生，但自二战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显然不仅需要大学和外部资助者提供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罗杰✅•盖格、高筱卉，2023），而且更多地选择通过合作来提升科研产出。当然，关于科研创新更依赖于个体还是集体的论争，可以视为科研从精英时代向组织化、制度化时代迈进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即便是在进入体制化科学时期后，科学研究仍然不得不寻求在研究者相对分散的个体兴趣、资助的偏㊣好和知识结构、内容的谱系化、连贯性之间建立一种平衡。总体而言，不管是在何种知识生产模式中，我们都㊣要承认，研究者个体在某一特定的学科范式中开展探究依然是科学研究的主要形态，小科学时代科研活动所遵循✅的方法、准则在大科学时代依然是有效的，而大科学范式下团队协作的开展，依然必须以研究者个体的自主探究为前提和基础。

　　其次，在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研究者个人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尽管团队群体内知识背景和能力不同会✅产生互✅补效应，但研究团队成员知识、技能的多样性并不㊣总是有利于目标的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有组织科研的每个成员的内在㊣动机，如想获取专㊣业知识、使用设备或资源、进行跨✅学科交流、获取资金，以及赢得声望或知名度、学习关于某项技术的隐性知识、解决大型复杂问题以获得乐趣等等，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是否采取有利于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Bozeman B & Corley E，2004）。同时，每个成员都具有一套不同的知识和技能，这些知识和技能会影响每个人的认知结构、对机会与想法搜寻和问题解决活动的看法、对创新领域的战略选择等（Talke K e㊣t al.，2010）。而且，在有组织科研团队中，未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往往专注于每个成员某项单一的技能、能力或知识专㊣长的发挥，容易忽略个人社会、文化背景和知识、能力的内在多样性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Corrocher N & Lenzi C，2022）。

　　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有组织科研，既是科学家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共同完成既定集体目标的方式，也是在关于研究问题、解决方法与技术的协商与讨论中，共享专业知识和技术、共同的质量规范以及进行思想交叉以获得学术发展优势的过程（Sonnenwald ✅D H，2007；Massimo Franceschet&Antonio Costantini，2010）。这种协商机制不仅使得个性、学术兴趣、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的研究者、管理者聚集起㊣来，在不断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涂尔干，2020，第333—334页），而且由此构建✅的人际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有组织科研活动与科研组织内部的稳定㊣与和谐。具体而言，由于知识生产逐✅渐超越单打独斗式，在不确定的知识边界、分散✅的地理位置上展现㊣出来，科学实验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更多地以一㊣种沟㊣通、协商的行动方式予以实现。由此，有组织的科研过㊣程中以人与知识为中心的制度、结构、互动以及文化，涉及人员的分层、任务的分工与合作，构建了人与知识互动的社会生态场域（薛凤、柯安哲，2019，第341—358页）。

　　显然，这是对有组✅织科研知识互动方✅式的㊣一㊣种理想状态描述。实际的情况却是，在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由于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与过程总是会涉及不同的学科知识，如早期对雷达等军事技术的研究需要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的参与，多领域的研究者与多样性的知识以分工协作的形式汇聚在一起，在问题解决过程中个体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认知、心理、社会和行为互动（Hall, K.L et ✅al.，2012），同样会引致知识互动㊣过程中不同学科知识间理解、运用的冲突与矛盾。“融合㊣✅✅性知识”与“融合㊣性科学家”打破了学科壁垒，但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是，尽管多数人在知识互动中借鉴新的想法、意见打破既有思考视域，但组织间并不顺畅的知识互动方式、沟通氛围、任务分工方✅式、评价机制等都可能造成成员间的互不信任，从而使得信息交流与知识流动难以真㊣实有效地发生。而学术成果考核、外部资助导✅向和项目引导等则可能会引发组织内部或同类型组织之间的竞争，一旦出现非良性竞争的态势，知识生产的进程会因此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必要的竞争显然有助于科研组织保持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并不断地㊣实现更高的自我完善，但非良性竞争会让组织内部的不相容性进一㊣步扩散开来，进而导致科研合作的低效率与形式化。此外，由于政府、社会和科研机构需求的不同，同样会在问题导向与个人兴趣导向、生产导向与应用导向之间出现冲突与矛盾。

　　有组织科研结构的复杂性来自规模50个科学小知识、层次、形态之间的差异及其建立的关系，这种复杂性使得在个人与组织、组织规模与质量、管理结构与运行效率之间可能会出现相互抵牾的情况。为了确定最佳研究团队的结构，在斯洛博丹•佩罗维奇（Perović S）等人以费米实验室为对象所做的研究中发现，尽管到20世纪末期，实验室研究项目的实施往往需要上千名科学家来共同参与，但运用DEA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却显示，最具生产力的组织不是最大规模而是最小规模的组织（Perović S et al.，2016）。规模庞大的科研组织固然依托事务㊣导向㊣让研究任务、责任、管理的规则愈加精细化，高度分工的组织结构可以承担更多的项目、计划，但同时也会㊣带来层级间㊣沟通、反馈㊣的迟效✅性，而管理人员对规则、程序的固守可能会构造出管理技术的“铁笼”，趋于僵化的组织结构和职能更㊣加有可能吞噬个体的自由，损及科研活动中参与㊣者的自主探索。进一步分析的结果表明，组织规模与生产效率呈现倒“V”型或倒“U”型关系，显然组织规模与效㊣率最大✅化存在临界值，也就意味着大规模的有组织科研不必然等于高效率的㊣实现。而小规模的组织模式被认为弥补了这些劣势，即行㊣动较为迅速（Fsater）、焦点集中（focused）、有弹性（flexible）、气氛融洽（friend㊣ly）和有趣（fun）（查尔斯•汉迪，2017，第98页）。当然，组织人员数量的多少与规模大小的安排仍在研究实践中被继续探索。

　　此外，有组织科研的结构关系也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前提。集体行动的力量被当作从宏观系统的高度统一管理来获得，这种观点认为组织既然由目标导向，那么组织成员的工作节奏与步调要符合整体的战略规划。不过，玛丽•路易斯（Mors, M.L）通过对5250个研究团队的调查发现，在组织上相对分散的团队更容易在㊣实现共同目标上取得成功。换言之，组织的分散意味着松散耦合，个人有选择地决定与谁一起合作，因为他们拥有互补的技✅能或带来独特的资源，这将使他们获得成功或提供学习机会（Mors, M. L&Waguespack, D. M，2021）。对工业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样印证了这一规律，组织内部人员之间弱关联会使更多的工作申请流向高科技行业，而强关联关系则容易导致更多的工作申请流向低技术行业（Rajkumar，K et al.，2022）。当然，此处所及的强弱关联并非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等人提及的互动、情感、亲密关系以及互✅惠原㊣则等，而是关注科研组织内部给予研究者可选择✅的自由空间和全力支持的条件。可以说，正因为有组织㊣科研中人员、制度、文化、交往模式、问题来源等共同影响了组㊣织结构的分布、体系以及形态，所以明确结构框架背后关✅系网络的紧密度对研究活动结构、目的影响机制就显得格外重要。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的科学研究范式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学科的交叉融合、知识的跨界以及多主体参与协同㊣发展格局日益显著。以重大项目、计划实施为主要形式的有组织科研，既需要积极促进科研组织模式的变革，着力关注国家需求与科研问题、科研导向的匹配度、衔接度，以及组织、团队如何组建、激励评价，也要充分考㊣虑参与有组织科研各主体间的不同利益诉求，进而在共㊣同的科学研究目标引领下，将不同主体的行动选择转化为共同的集体行动。本文尝试结合关于有组织科研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困境分析，就如何有效地组织与实施有组织科研和如何进一步优化有组织科研的政策与策略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审视。

　　首先，要让参与主体充分意识并积极认同有组织科✅研确立的研究目标，以及这一科学目标对于国家和人类而言的共同利益，探索建立将参与主体的个体意愿转化为集体承诺、共同契约的有效机制。显然，强化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集体承诺与契约要求对参与主体㊣的行动选择具有导向作用，对于最大程度将各主体对个体利益的追求转化为共同利益的实现是要置于优先地位的关键策略。或许理想的方式是，在保护科研人员基本自主性和独创性的前提下，引导他们✅进入某一些领域并为他们提供必要资助和设备（巴伯，1991，第155页），在共同遵循有组织科研的集体行动㊣逻辑之下完成科学探索目标，促进国家繁荣与人类社会共同愿景的㊣实现。当然，从当前我国有组织科研的政策优化层面看，提供全面的设备与制度保障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是，要探索将问题与任务导向的研究总体蓝图转化为以分工与合作为主的具体的研究任务的有效策略。尤其✅是改变当前的科研评价机制，为引导不同主体、特别是个人参与有组织科研的其他影响因素趋向于有利于促进科研合作，从简单的绩✅✅效评价，特别是帽子、项目、论文、专利等方面的量化评价转向以创新价值、创新贡献为导向的发展性评价机制。在成果发表、利益转化、产品与技术研发收益等方面，建立给予个体更多支持的评价与更适宜的分配机制，从而引导参与有组织科研的各主体切实将专注力集中于重大科学、技术㊣或工程问题的解决上。同时，要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引导参与其中的不同主体、特别是研究人员、管理人员都能够基于共同利益和规范来开展研究，以一种更为有效的集体行动来实现资源整合与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利奥塔，1996，第26页）。

　　其次，要在分工与合作体系中明确㊣不同参与主体在有组织科研集体行动中的角色与责任。由于“卡脖子”技术越来越需要多主体、多层次、多类型人员的联合㊣参与科技攻关，如何使复杂的结构与多重资源转变为合作的推力就显得更为迫切。有研究对欧盟15个国家22个地区发展路径的比较显示：研究取向、集聚模式、研究强度的相互作用在每一个地区都形成了各自的模式，将区域专业化与基础的、应用的和以任务为导向的研究活动结合起来，持续地为当地工业模式的塑造提供支持（Ooms,W et al.，2015）。显然，大学的㊣㊣角色参与、地区的工业结构与城市资源之间建立的关联共同形塑出区域、乃至国家特有的研究模式，以新的社会契约方式来加强对话和确立共同的行动原则，从而通过共担社会风险让参与方意识到彼此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并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实现（米努什•沙菲克，2022，第156页）。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国家通过制定必要的规范与标准，明确大学、市场、企业、科研机构等有组织科研合作参与㊣方之间权利、责任、义务与利益㊣边界，建立必需的保障机制并以必要的监管机制进行过程性的评估与方向修正，真正做到有组织科研多主体的优势资源集聚与高效率协作，而且要引导作为供给方的大学与作为需求方的企业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及时关注✅产业结构变化、科技创新的最新趋势与诉求，灵活调整知识生产的目标和内容以对接国家战略计划。此外，对不同学科知识间的差异、不同主体需求与利益实现以及制度、文化、环境等影响因素对有组织科研实施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行定期的评估，确保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不至于损及有组织科研项目、计划的顺利进展。

　　再次，要探索构建开放互动、民主协商的治理体系，充分发挥有组织科研集体行动结构中参与方人际关系与知识网络的优势。虽然目前还无法预判作为一种政策选项的有组织科研是不是解决“卡脖子”问题、科学创新与技术应用转型的最佳方式，知识生产的集体行动㊣会不会发挥应有的理想效果，但国家、社会力量参与到知识生产中，让我㊣们看㊣到了更多人员、技术、资源的汇㊣集和更有计划的研究蓝图的展㊣现，以及对朝向更美好社会福祉建设的、不可分割的集体力量的期待，共同致力于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当然，任何一项重大研究项目、计划的实施，都不能只局限在组织或集体内部讨论规模、效率、选择或冲突的解决，只有在一个有效的知识生产互动网络中更明确地指向共同研究目标与国家利益的实现时，才能更为高效地发挥✅集体行动的㊣力量。尤其要关照到参与科研过程中不同个体在知识、兴趣、动机、行为以及互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建立以协商对话为主的沟通、交流机制，促进参与人员之间的良往。在有组织科研实施过程中构建参与主体间的交流机制与开放的知识共享✅网络，对于实现✅科㊣学研究目标并发挥人员、资源、技术的优势集聚可能是事半功倍的驱动因素。

　　最后，在有组织科研中重大㊣科学㊣计划、项目选择的㊣集体规划与实施中，必须兼㊣顾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探索将基础研究的理论、原理攻坚与应用开发研究的核心、关键技术突破有机结合起来。二战末期，布什（Bush）提交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就已经强调，基础研究面向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产品和工艺依赖基础研究创造的新理念和新观念，基础研究本身就是科学的资本（巴伯，1991，第178页）。不过，美国在1949—1950年期间还是把联邦资金的三分之一多拨给了工㊣程科学，剩下的一半又拨㊣给了物理科学和医学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所有这些经费都用于应用性研究（布什，2004，第44—46页），因而也对美国基础研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基础研究作为学术中心的自留地以促进知识生产、保持学术兴趣并探索世界奥秘为导向，长期为应用转化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知识基础。所以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乃至实验开发之间实际上是彼此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学者通过对12000多名科学家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活动中确实结合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Bentley, P. J et al，2015）。因此，有组织科研要给予基础研究更多的重视。就我国而言，2022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总额为30,870亿✅元，基础研究经费只有1951亿元，占比仅为6.32%（国家统计局，2023）。在研究者看㊣来，贝尔实验室模式能够永恒的主要因素就是拥有持久的顶尖管理能力，研究员无须筹集资金、申请相关课题或设备都能获得数年的扶持，终止研究时研究人员不会有失业之虞（乔恩•格特纳，2016，第298页）。立足长期规划和✅设计的科技创新政策，必须要调整对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经费支持的比例结构，实现思想、原理、科学、技术、产品的协同转化㊣与有效利用。当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知识生产性质、目的决定了它们组织方式、结构与形式的差异，在不同研究㊣类型的有组织科研中需要结合知识生产的实际特点有选择性地进行组织、合作或者策略性地支持每个研究个体开展自由探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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